对于中国的表演艺术界来说，1998年4月是个值得庆贺的年月，因为国家大剧院工程建筑设计方案于此月公开向国际招标，经过数十年反复论证的国家大剧院工程由此拉开帷幕。据有关报道，1958年为迎接建国10周年，周恩来即决定兴建国家大剧院，作为国家最高表演艺术中心。今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国家大剧院建筑规模为12万平方米，地址在人民大会堂西侧，投资约为35．4亿元。它由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和表演艺术研究交流部、快餐厅和地下停车场等配套设施组成，于2002年完工。
当中国表演艺术界人士额手称庆之时，正是中国美术界的人们痛心疾首之日，因为中国美术界盼望中国有一个国家级艺术博物馆，前后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却迟迟没有回音。
70年前，留法学生徐悲鸿已提出建立外国美术陈列馆。
早在1921年，在国外留学的徐悲鸿从法国到德国逗留了一段时期，当时德国的美术印刷品非常精致，和原作不相上下，而价格极其低廉，徐悲鸿买了许多。有次他在一家画店看到了柏林美术学院院长等当代著名大师的作品，价格相当便宜，他想买又无钱，转而向中国驻德国的大使求援，大使先生冷冷地打着官腔。最后还是由留德的同学宗白华等人凑了一笔钱给他，买了康普两幅画（现藏于徐悲鸿纪念馆）。后来，徐悲鸿又写信给国内的康有为等人，呼吁筹集4万元现款，以便购置大量外国美术家名作，在国内建立一所外国美术陈列馆。此时一战后的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德国的美术品价格比原价值要低数十倍，“惜乎听者藐藐，而宗白华又非军阀，手无巨资相假也”。（徐悲鸿语，见《徐悲鸿一生》，廖静文著）。
新中国成立之初，夏衍等人也曾关注此事。
谈起这个话题，老画家张仃感慨良多。建国之初，作为从延安走来的红色艺术家，年轻的张仃多次被中央委以重任出国，1952年为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师，为捷克、波兰中国博览会总设计师，为在苏联举办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展览会总设计师。1956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他任中国馆总设计师。如此频频出国，使他有许多机会参观国外的博物馆和世界名画，以至于著名画家董希文（创作过《开国大典》等）甚至羡慕地对他说：“张仃，我真想给你当助手，到法国去看名画。”张仃在法国参观了卢浮宫、罗丹纪念馆等，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世界民俗艺术博物馆，那里有世界各国的好东西，其中当然不缺中国部分，有版画、年画、陶瓷等，民间艺术里包括日常生活用品，几乎应有尽有，都是法国人从1949年以前就开始在中国收集起来的。从这里看到中国的好东西，张仃再没有去卢浮宫，那是一种很复杂、很难受的情绪。这次他结识了在巴黎的中国画家赵无极、张大千、潘玉良等人，并拜会了毕加索，当时毕加索还没有专门的纪念馆，有些原作是到他的仓库里去看的。赵无极开着车领着张仃到处转，看到法国对别的国家的艺术品如此注意保护，他真是感慨极了。那会儿世界名作在法国的价格还很便宜，尤其是印象派和印象派以后的作品，张仃非常希望中国能够买一些。由于当时张大千想把他的一部分收藏卖给中国，张仃觉得比起印象派的作品来张大千要价委实太高，与其如此还不如买外国原作，回国以后张仃和夏衍等文化部的领导谈到这一切，夏衍很重视，但最终他也无能为力。
晚年的张仃闭门索居，专心绘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西方美术史专家吴甲丰先生是他的老朋友，常来找他聊天，他们谈得最多的就是中国没有国家级艺术博物馆。吴甲丰一辈子研究西方美术史，然而他一生看到的却是印刷品或幻灯片，无缘亲自看到原作，对于美术作品来讲，原作的重要性是任何印刷品之类不能替代的，对于一个专治西方美术史的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事更可悲的？直到很晚，吴甲丰年事已高的时候，他才有一个机会去了一次荷兰，看了数张世界名作，但是那种走马观花的参观，只不过聊胜于无而已。1997年吴甲丰去世，他的遗憾和悲哀永远留在张仃心里。
张仃认为，建立一个国家级艺术博物馆，除了永久收藏和陈列国内近百年艺术大家如黄宾虹、齐白石等人的作品，使观者基本看到他们作品的全貌外，国家艺术博物馆还应该购买一些世界名画。倘若资金困难，可以组织一些国内高水平的画家临摹名作，让普通百姓也有机会看看，以提高观众的欣赏品位。
20世纪行将结束，百余年中国美术家的作品将归何处？近20年来，年年有全国人大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提出该项议案，但都没有结果。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前院长、全国人大委员常沙娜讲起此事就非常激动，她近期刚完成了《常书鸿、吕斯百绘画作品集》的出版工作，作为常书鸿的亲生女儿和吕斯百的干女儿，总算了却了一桩几十年的心事。常书鸿一直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1927年曾入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令常沙娜吃惊和高兴的是，她近年到法国时，在里昂博物馆意外发现了父亲早年的两幅油画。这个博物馆规模不算大，但资料很完备，常书鸿当年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也是馆里研究的对象，收藏了他的两幅作品。馆长亲自带常沙娜查档案，去画库，当年的记录已非常详细，馆长又请常沙娜作了不少补充。国外博物馆的资料工作做到这种程度，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相形之下，吕斯百作品的命运却是另外一种，吕斯百是徐悲鸿的得意弟子，1928年由徐悲鸿推荐入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公费留学，在此得以认识常书鸿并结为好友，后同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深造。1934年吕斯百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解放后任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文革”后期自杀，其作品堆积在学校的一间旧房中。常书鸿于1994年去世，一百多幅作品由家属交给浙江省美术馆保存。
评论家邵大箴认为，常书鸿、吕斯百都是活跃在30年代的中国油画界的先驱，他们的画册的出版将重新引起人们对这一代画家的重视。本世纪重要的画家一个一个离世，他们的作品流失严重，剩存的又该如何处理，实在令人担忧。20世纪的美术遗产能否留给下个世纪的人们？
评论家水天中和郎绍君表达了同样的忧虑。水天中说，从现有的情况看，画家死后，如果他的家乡经济条件好，就愿意搞一个纪念馆，于是全国有了许多这类的纪念馆，可是风风火火搞起来，一看不能赚钱，就没有人管了。实际上现在不少画家的纪念馆条件很差，名存实亡，由于纪念馆建在家乡，大部分不是文化中心，也没有多少观众去看。比如南京有傅抱石纪念馆，杭州有潘天寿纪念馆，上海和常州各有一个刘海粟纪念馆，常熟有庞熏?纪念馆，桐庐有叶浅予纪念馆，王雪涛在山东有个纪念馆，北京有徐悲鸿纪念馆和炎黄艺术馆等，其中搞得比较好的只有潘天寿纪念馆和刘海粟纪念馆。画家身后，作品留在何处，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后果当然不可能好。50年代初去世的齐白石，相当一部分作品现留在北京画院，林风眠作品留在上海美协，李铁夫作品留在广州美术学院，卫天霖作品留在首都师范大学艺术系，古元和李桦作品捐给中央美术学院，所在单位怎样保存和展览都是大问题。浙江省想在杭州筹建林风眠纪念馆，上海不给，这种事应该由国家协调和分工。
郎绍君介绍，一般来说县级纪念馆根本不具备妥善保存和现代管理的条件，也不能展览，有些纪念馆其实就是故居，像傅抱石纪念馆是他生前居住的地方，没有多少作品，他的作品主要留在南京博物院。目前健在的或死后没有建立个人纪念馆的画家，其作品或者留给子女，或者被拍卖，近百年来优秀画家的作品，已有不少流失到海外，否则就在市场上转，拍卖市场上价格热的画家就是这些人，而国家无钱收购。吴大羽、沙耆的作品被台湾画商席卷而去，全部买走，买时价格便宜，现在已经很贵了，再见到谈何容易。中国美术学院校庆时反而要向台湾借吴大羽的作品，这是中国画家的悲哀，也是中国美术界的悲哀。
有鉴于此，作为全国人大委员的常沙娜，联合其他美术界的全国人大委员如关山月、刘文西等30余人，多次向全国人大提出建立国家级艺术博物馆的议案，十余年里几乎年年都提，通常被转给文化部，答复是：提得意见很好，感谢关心，但国力不足。……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画家吴冠中、袁运甫、张立辰等人也多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靳尚谊今年的提案名为《关于筹建中国现代美术博物馆的建议案》。
今年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副院长王明明提了两个议案《关于尽快兴建国家艺术博物馆的建议案》和《关于抢救、保护少数民族人文、文化遗产的提案》，从靳尚谊和王明明议案名称的不同，可以看出美术界人士在此有个小小的分歧，大部分被采访对象都希望主要筹建一个中国现代美术博物馆，因为近百年来中国大变革的历史，从美术作品里也能反映出来，像王式廓、古元的作品，真是体现了中国现代革命的代表作品。而美术界对三四十年代以来被遗忘和冷落的画家的挖掘、重视和研究，似乎比文学界晚了十余年，抢救工作刻不容缓，近、现代的美术作品也是文物，应该引起国家重视，目前只有拍卖行重视。所以大部分美术界人士要求起码应建立一个足以体现20世纪中国美术全貌的国家艺术博物馆，使诸如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吴作人、李可染等画家的作品能够保存和流传下去。而王明明的视野和要求远不止于此，他心目中的国家艺术博物馆，是一个包罗万象、包括所有艺术门类、综合型的、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一样的中国艺术博物馆，要像国家大剧院那样大的规模和投入，才能体现和宣传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代表泱泱大国的形象。现、当代博物馆的建立可以由地方、私人或大公司来承担，国家艺术博物馆只能由国家建立和投资，总馆里当然包括20世纪画家的分馆，有专题性的、永久的陈列，还有几个很好的展厅吸引外国作品来展览。这个国家级博物馆完全是和国际接轨的，严格定位、把关和管理，由专家组成新的机制，品位很高，绝对不能有一张假画。
现有的美术馆、画家纪念馆肯定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而捐赠已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和趋势，建立一个国家艺术博物馆有助于保存和回收有价值的作品，并吸引国外高层次的美术展览。
不少人都对现有的中国美术馆表示不满，有人讥它为“画廊”或“美术展览馆”，反正谁出钱就可以在那里办展览。美术馆不等于博物馆，博物馆一定要有永久陈列、有收藏、研究，推出或支持一些画家，有专题展览和学术讨论，有年鉴和杂志等条件，而现在的中国美术馆连个象样的学术报告厅、成套的幻灯设备也没有。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闻立鹏是闻一多先生之子，1946年他15岁时父亲的惨死使他最终选择了艺术，在闻一多的子女中，他是唯一继承了父亲的美术事业的孩子。闻立鹏说，现在体育被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拿一个世界冠军是了不起的荣誉。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美术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素质的象征，即使从社会意义和宣传中国的角度来看，建一个象样的国家艺术博物馆，国家并不吃亏。目前健在的画家，就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也很苦恼，他们并非一心想卖钱，使作品流失到国外，还是愿意把主要作品留给国家和后人，但自己家里实在没有条件妥善保存，在这点上，油画家比国画家更艰难，国画还能卷在一起存放，油画的创作和保存更需要面积，叠在一起会把色彩弄污。
闻立鹏说出了许多画家的心愿，如果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艺术博物馆，相信确有不少画家愿意将作品捐赠国家。事实上近年来时有收藏家和画家向国家捐赠，如张乐平、邓拓、崔子范等，而最轰动的一次是1996年11月20日德国大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价值2700多万美元的欧洲现代艺术品，其中包括4幅毕加索的原作，当时中德两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和赫尔佐克亲自出席了开幕仪式。决不可低估路德维希夫妇向中国美术馆捐赠的意义和影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它都为中国增加了一笔文化瑰宝，何况在中国建立一个介绍西方艺术的博物馆，是中国美术界几代人的梦想。在此之后，著名画家何海霞、杨之光等于去年向国家作了捐赠，今年初，享誉几十年的蒋兆和的巨幅遗作《流民图》由家属捐献给中国美术馆。据记者所知，还有一些画家或家属正在商议捐赠的事情，但由于中国美术馆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而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毕竟和美术界跨了一行，不属于一个专业，在设施和管理上也不具备太多优势，有些人以前捐赠后现又感到后悔，因此，有些拟议中的捐赠还没有变为行动。
画家身后，作品最好的保存形式还是在国家博物馆，此外不排除地方和个人等各种样式的纪念馆。画家黄胄晚年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炎黄艺术馆的硬件和软件的建设，炎黄艺术馆堪称京城美术界一景，但由于地僻人稀和其他种种原因，它还不能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美术评论家李松是炎黄艺术馆副馆长，他说，80年代时，市场刚刚萌芽，画家或家属将作品捐献给家乡的较多，进入90年代后就不同了。全国现有17个画家纪念馆，以联合会的形式开展活动，炎黄艺术馆最初是想给黄胄个人建立的，包括他的作品和收藏，但后来成了“民办公助”，明确其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其资产由国家、北京市和家属各占三分之一，炎黄艺术馆有黄胄美术资金会和炎黄艺术资金会，前者由家属管理，后者由理事会主持，按说“家”和“馆”应该分开，但实际上在管理和资产等好多方面很难分开。李松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民办公助”的纪念馆，其藏品来源要发展，黄胄自己捐了一千多件作品和收藏，其他画家也捐了一些，但这只是义举，不能强迫，对此国家应有政策倾斜；另外在管理、学术上要有依托，不能把眼光只放在字画的收藏和保管上，其实画家的手稿、书信、未成品，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比作品更重要，能使研究者更深入、给画家定位更清楚。如此，每个画家纪念馆就可以成为该画家的研究中心，在学术上具有很高的层次，未来的发展和成就就很可观了。
然而无论如何，画家个人纪念馆不能代替国家艺术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的建立有助于保存和回收有价值的作品，包括从海外回留的作品，并吸引国外高层次的美术展览，这是不争的事实。水天中谈到，1989年德国一个作家兼收藏家想到中国办展览，时任美术研究所所长的水天中陪他在中国美术馆、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地考察之后，这个德国人觉得展览条件太差了，他说在中国所住的饭店都比美术馆强多了，就此打消了在中国办展览的念头。
并非只有呼吁，也有美术家亲自行动
现年75岁的北京国际艺苑有限公司董事长、油画家刘迅，入党60年，“文革”中入监狱9年。苦难和磨砺，使他深谙世事，他以乐观、顽强的态度，先后恢复和建设起北京画院的工作，并于1991年在王府井闹市区建起皇冠假日饭店国际艺苑，此后国际艺苑日渐成为美术界展览和聚会的场所，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口碑。刘迅成为美术界难得的干实事的人，完成了从艺术家到实业家的转变。
刘迅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国家级艺术博物馆，他曾去过古巴，包括古巴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非常重视艺术博物馆，为此，经过两年多的奔走，刘迅已初步获准在朝阳门附近盖一座北京市美术馆，这块地皮共五万二千平米建筑面积，美术馆实际占用一万平米。为了建设一座真正的北京市艺术博物馆，刘迅将国际艺苑这些年来收集的一千五百余件美术品捐赠，而吴作人的家属已决定将吴作人的一切代表作、手稿、文物都放在建成后的馆内，另外还有画家石鲁的作品七百余件……。
上海市政府拨款五亿多人民币建成了一座以青铜器为主的综合型艺术博物馆，在管理和建设规模等方面和世界性大的博物馆相比毫不逊色，这刺激刘迅下决心建成北京市美术馆。当初他建立皇冠假日饭店国际艺苑，是为了以商养文，单枪匹马干了8年之后，他又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揽在自己肩上，希望能在2000年前建成这个馆。
建立国家大剧院是应该的，建立国家艺术博物馆就不可能吗？
建立国家大剧院无可厚非，美术界人士并不反对，他们之所以提起建立国家艺术博物馆一事就痛心不已，是因为中国急待抢救的文物包括美术作品太多了。国家大剧院是动态的，有许多剧目或音乐会可上演，而国家艺术博物馆是静态的，与国家大剧院同样重要。王明明美妙的设想是，在国家大剧院附近再辟一块地建立国家艺术博物馆，使参观者白天看博物馆，晚上看歌剧之类，假如目前没有可能立项，可先成立一个筹委会，由文化部或别的主管单位牵头，由专家、学者考察、论证，并收集和整理文物、作品和史料，写出可行性报告，这样一步步运作起来，将此事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要老处在“议案”或“建议”中，年年提，年年没有结果。
画家袁运生认为，以中国之大、历史之悠久、文化遗产之丰富来讲，国家艺术博物馆是必须建立的，精神文明的结晶也包括美术，推说没有资金的理由不能服人。精神文化不能割断，这是立国之本，是一个国家的自尊和文化形象，应该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而不是让艺术家们一次次呼吁，甚至苦苦哀求。
在即将迈向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化形象如何建立？我们现有的博物馆里，大都是中国古代的东西，中国现代美术博物馆没有，更不用说具有世界级的、艺术门类齐全的大博物馆了。但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都有中国部分，而且都非常好，而在中国，办博物馆如此困难，资金周转、学术研讨、保管设施等都是很重要的条件，一个象样的博物馆的开支是相当大的。然而50年代时，我们比现在穷得多，国家还管了不少，现在不能让这些东西自生自灭，在这一点上大家应该达到共识。艺术博物馆在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中可以起到桥梁的作用，国家和有关主管部门不能放弃对文化建设和传承的责任。
 常书鸿早年的两幅油画，现完好地保存在法国里昂博物馆。此画架为推拉式的，油画理应这样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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